垃圾资源化是门艺术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垃圾产生量与日俱增。垃圾围城，令人担忧，如何处理这些无处安放的垃圾？民之所望，政之所向。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分类处置，严禁“洋垃圾”入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厕所革命”、垃圾污水治理，建设美丽乡村。这说明，党和政府在推动垃圾处理这件事上，态度坚决。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说：“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把垃圾资源化，化腐朽为神奇，是一门艺术。”

■2016年12月21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浙江关于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汇报后指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几位年轻党员在交流社区垃圾分类推广的做法。习近平仔细听他们介绍自己的做法，一位小伙子告诉总书记，参加公益活动对年轻人来说都是新时尚。习近平表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我关注着这件事，希望上海抓实办好。

住城市里的人，是不是有很久没有听到上门回收废旧报纸、杂志、易拉罐、啤酒瓶的平板三轮车的“铛铛”声了？

其实不只城市，农村也是如此。网友“咱的农村”表示：“以前农村收购玻璃酒瓶2角钱一个，如今1角钱也没人要。说是近几年因为玻璃不值钱了，收回去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这里面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回收企业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导致不易回收的再生资源丢弃现象严重。正所谓利大抢收，利小少收，无利不收。”全国政协委员李碧影不无遗憾地表示。

我们眼中的“垃圾”，在李委员眼中却是“再生资源”。“要知道，目前，我国已将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李碧影告诉记者。

但“垃圾家族”中的“白富美、高富帅”们，未必能感同身受。比如几年前的手机、配置过时的笔记本电脑，问问回收公司的客服，回答是：“3年前的不收了！没人要了！”

数据显示，我国废旧电子产品回收进入正规回收渠道的不足20%，塑料垃圾回收利用率也仅为1/4。

“从顶层设计来看，目前，大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缺乏相应的管理法规和行业标准。”李碧影告诉记者，自2002年国务院取消了设立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企业特种行业许可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管理没有一个国家性的法规。同时，由于大陆还没有制定废旧物资分类行业标准及技术规范，没有各类再生资源企业生产技术标准，造成回收网点无序发展、市场秩序混乱，大量可再生资源流失。

“就微观而言，近年来由于缺乏国家和地方投资及技术投入，行业技术落后。目前该行业仍以手工劳动为主，二次污染比较严重。同时，该行业内的科技人员比重远远低于其他行业，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不足。”李碧影如是分析。

“我注意到您的回答里，用了‘大陆’这个词。”记者问。

“是的，因为我国台湾地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起步较早，相关法规健全、产业链完整，具备雄厚的民意基础，形成了政府主导、民众参与、市场运作、基金补贴、监管严密的较为完善的再生资源回收与开发利用体系。”作为台盟上海市委主委，李碧影很早就关注到台湾在再生资源利用方面的情况。

“比如一台汽车要缴纳3000台币的处理费，所缴纳的费用统一进入由政府部门成立的再生资源基金，80%用于这些产品若干年后所产生的废品回收和再生，20%用于技术研发和行政、培训等，从而保障再生资源工作的顺利开展。”李碧影介绍说。

“要实现垃圾分类处理网和再生资源利用网的深度融合。”李碧影认为，这样可以在上游实现对分类投放与收集进行全口径管理；在中游，通过固废物流网实现分类转运，既能节约物流成本，又能提高运输效率；在下游，随着园区化处理模式的构建，无论是废旧物资还是生活垃圾，都会进入不同的处理设施进行分类处理和可再生利用。

针对之前的问题剖析，李碧影认为，要支持条件成熟的地区先行制定出台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管理办法，明确奖励和处罚措施。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导社会各行业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处理，并在信贷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对经济效益差、但社会效益显著的不易回收的再生资源，国家在政策上应鼓励企业回收和利用，包括支持一些经营好、符合上市条件的物资回收企业上市，为企业直接融资创造条件；对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处理中心、再生资源信息网络等方面的示范项目，优先安排技改投资并给予财政贴息，缓解开发的资金压力。

“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事关近14亿人生活环境改善。”3月7日，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阶段推行垃圾分类，应更加注重分出物的“质精”而非“量大”，要面向高质量发展。

潘碧灵指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过去量大质次、薄利多销、付出较高经济成本或环境代价的低端再生产品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有了‘质精’的分类产物，才可能有高质量的再生产品，才能有效切断‘散、乱、污’企业的原料供给，促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垃圾分类不是为了分类而分类，是为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分类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潘碧灵建议，要促进垃圾分类全价值链跟全产业链的高度融合，做好分类收集与分类设施设备、分类收集与分类收运系统、再生资源系统与环卫系统等的衔接。

在潘碧灵看来，垃圾分类做到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发挥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力量。其中，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相关政策，提供资金保障，购买企业服务及低值补贴，同时建立考核体系，评估市场化运营结果。企业则要按照顶层设计要求，制定可执行的垃圾分类运营方案，围绕垃圾分类目标，严格执行垃圾分类运营工作方案，然后积极利用“附加值”及“商业价值”，逐渐减少对财政补贴的依赖。

“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收集的主体是捡破烂的拾荒人员，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也是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杨松提出，发挥拾荒者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中的作用。

就此问题，去年3月以来，杨松和他的团队采用查阅资料、走访城市城管部门等方法进行了深入调研。据有关方面调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占比约56%，可再生回收的垃圾占垃圾总量的26%，可再生回收垃圾的60%已经进入回收系统，40%可再生回收垃圾还未被分选出来。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应当归功于拾荒者。

在调研中，杨松发现拾荒者在进行城市垃圾分类处理收运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缺乏规范管理制度，拾荒者自身文化程度低、卫生意识差、法制观点薄弱等，给城市的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可以借鉴巴西的模式对拾荒者进行规范化管理。”杨松建议：尽快出台相关管理制度，既做到对拾荒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又做到加强对拾荒者有效管理，保障城市生活的安全稳定。明确具体拾荒者的管理部门或组织，鼓励有条件的物业公司采取增收一定物业费的形式，从增收的物业费中，对再生资源分拣员（拾荒者）采取定期发放工资的形式；回收物资的收入作为小区业主的共同收入，用于小区建设、活动等支出。还可采取再生资源分拣员（拾荒者）“承包制”，分拣员将分拣出的回收物质收益作为其收入。结合我国国情实际对拾荒者进行“收编”管理，进行专业学习培训，将其规范为职业再生资源分拣员，持证上岗。

“我也经常在网上购买用品，有时发现，一个小物件却裹得里三层外三层，太浪费。”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胡诚林关注的是一件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快递包装。

总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快递包装成为了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中新的环境问题。胡诚林在调研中了解到，在诸多包装废弃物中，塑料袋、胶带等难以降解的包装物料污染最为严重。这些塑料制品不管采用填埋还是焚烧的方式处理，都将会对环境产生危害。

尽管绿色物流已成共识，业界也呼吁消费者加入多方联动，但由于成本高、缺标准，不可降解材料仍在快递行业大行其道。胡诚林建议，从国家层面制定规划，明确政府、商家、物流企业、物流平台和消费者责任义务；推广使用可循环、可再生、可降解绿色包装，杜绝一次性塑料污染包装；在全国范围建立多级便捷化集中回收网络站点，以有偿形式积极鼓励消费者回缴各种绿色循环使用包装物，减少浪费和二次污染；建立“绿色排序”制度，将商家注重环保程度作为确定企业综合信誉级别重要参考值，同时积极表彰奖励先进，曝光、严惩或取缔不作为企业，通过商家来倒逼产业绿色化的转型。

“受制于国民生活习惯、环保意识及教育程度的影响，目前大部分小区或街道的垃圾箱呈无序状态，公众对分类投放垃圾意识不足，导致垃圾分类管理名存实亡。”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俊廷建议，垃圾分类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通过“小手拉大手”，一起将垃圾分类进行到底。

“学校的教育，可以让孩子们从小开始认识垃圾分类，养成习惯，进而获得家长的认可和执行，最终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实现全社会的普及。”张俊廷呼吁，应将垃圾分类教育课程纳入全国中小学教材。

张俊廷还指出，不能只有课本教育，还要增设实践课堂，将垃圾分类带入中小学互动活动，“如日本通过组织小学生深入社区、垃圾回收站、可再生能源公司等，进行实践与学习，让学生们认识到垃圾分类是一个全流程。”

“知道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奖牌是什么做的吗？有30%的银牌和铜牌就来自于废旧金属。”采访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龚胜生，由他的提问开始。

“电子垃圾的回收、再生利用，不仅可以减少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而且可以减少对原生资源的需求，从而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降低成本的效果。”龚胜生建议，对电子垃圾进行专项回收，不同类型的电子垃圾由不同的环保产业公司开展回收；釆用现代化先进技术对回收的电子垃圾进行集中处理，防止在堆贮、拆解、熔炼、再生利用过程中产生新的污染，做到清洁生产；加强宣传，让公众支持电子产品废弃物的分类回收，使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意识深入人心，使电子垃圾资源化变为消费者的自觉行动。

当前，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再利用率尚不足1%，绝大部分采用堆放与填埋的方式处理，造成占地、污染水土大气、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骆沙鸣告诉记者，“建筑垃圾处置回收利用是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朝阳绿色产业。”

骆沙鸣说，要避免建筑垃圾围城，首先应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上明确规定建筑垃圾必须资源化利用，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的违法行为将被问责追责。

“要建立健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标准体系，明确建筑垃圾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骆沙鸣提出，政府采购应首选那些本地建筑垃圾资源化再利用产品，多推广可回收再利用的钢结构建筑，商品房尽量统一精装出售。

“我国城乡产生的生活垃圾数量巨大，许多地方在生活垃圾送到处理场之后一次性人工分拣，缺少前期的分类回收和运输措施，不仅造成了环境污染，同时也损害了焚烧炉等设备的使用寿命，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细花表示。

生活垃圾分类已有成熟的经验。黄细花介绍说，欧美等发达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拣和处理，同时通过立法的形式进行规范，成绩显著。

我国台湾地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居民必须在家里对垃圾进行粗分类，不分类则会被拒收或被处罚。如今,台湾的街边几乎没有垃圾桶,但台湾的街道却非常干净。“因此，对于垃圾处理问题，要用法律的强制力推行垃圾分类。”黄细花说。

“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环境隐患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涿州市刁窝镇刁四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周松勃建议：加强生活垃圾分类产生的有害垃圾规范处置。

周松勃表示，必须将有害垃圾作为强制分类的类别之一，同时参照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再选择确定易腐垃圾、可回收物等强制分类的类别。未纳入分类的垃圾按现行办法处理。

此外，他还建议，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支持政策，创新体制机制，动员社会参与。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公众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