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稳定发展的三条边——技术、政策和商业模式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我们穿的、吃的、用的东西越来越多。如何延长这些已经用过的资源为人类服务的时间？这需要通过资源循环来解决。

中国目前引领国际上的循环经济发展，原因有两方面。首先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中国前30年的发展靠资源、环境、人口红利，但现在如果还想更进一步，光靠前面三个因素已经不足以支撑，所以要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国从“十一五”开始把循环经济作为国家战略。其次是外部原因，全球的环境变迁和气候变化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内外两个动力的夹击，迫使中国要进行重大转型，在生态文明的理念下，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应该是合理生产、适度消费、循环利用。

以上海为例，上海可以说是一个“特大型的废弃物生产工厂”。随着制造业的转移，政府对上海定位是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经济中心。2400多万人口聚集在上海6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常消费产生巨量的废弃物。比如上海18层以上的高楼有数千座，按现在中国建筑平均寿命35年计算，建筑废弃物是海量的，再加上将来要不断报废的汽车、家用电器、空调、洗衣机、冰箱，还包括穿的衣服，餐馆产生的餐厨垃圾，等等。

城市要漂亮也要“排毒养颜”。如果把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我们必须把它的废弃物处理“排泄”出去，同时形成健康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这个城市才能够漂亮。而循环型社会体系要建立，实际上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技术，第二是政策，第三是商业模式，要把这三者集合起来，但难就难在这里。

比如说上海的建筑等废弃物，江苏的处置成本低，按照市场规律，这些废弃物就有可能流入到江苏去处理。而这些废弃物首先要无害化化处理，无害化属于公共性，公共性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但是由于跨省份处置，政府公共财政拿出来补贴的这部分价值链缺失，那么处理企业考虑盈利的情况，就有可能将垃圾扔到太湖等地而造成环境污染。又比如餐厨垃圾，如果是做厌氧产沼技术，在一些区域建设肯定实现不了，因为这些地区财政收入偏低，而厌氧产沼的技术投资大，运行成本又高。所以，首先要创新好的技术，同时如何让技术和商业模式匹配，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策体系。

再比如，随着快递业的发展，城市里有大量被大家扔掉的发泡箱或者用作防护的白色泡沫。这些泡沫收集起来，利用价值不高，而且体积很大，运输成本很高。一家环保公司发明了减容技术，把这些发泡材料放到设备压缩，体积就变得很小便于运输。这家环保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把这种设备免费给客户，客户把材料搜集压缩后返还给公司，该公司再通过技术挤压成框，然后再印刷，做成漂亮的镜框、相框等环保产品。这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企业通过市场化，就可以生存和盈利，但是对于这类能够实际解决城市废弃物回收难题的企业，政府如果有相应的政策推动就更好。

高附加值的废弃物按市场化可以消化掉，但是低附加值的废弃物需要采取减量补贴的政策才能够把它的价值链修补回去。目前，上海正在研究低附加值商品补贴的政策。

再打个比方，废玻璃如果扔到填埋场处理，每吨填埋综合成本假定是500块钱，那么这500块钱，拿出300块钱补贴给利用废玻璃的企业，让企业把废玻璃做成保温材料或建筑装饰材料，那么，这条循环价值链就建立起来了，也利于废玻璃整个利用体系的建立。

所以，政策、技术、商业模式，三个要素要结合起来才能够推动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建立。因为，最终所有废弃物要循环利用，都需要企业参与进来。企业来参与都是要能赚钱的，那么要能赚钱，就要由国家主导来设计一套体系，当然，这中间需要有NGO、媒体的参与，以及公众和消费者理念的转变。换言之，解决废弃物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光靠一个部门，一个组织，一个单位，一个人的力量都不行，要形成一种合力。

从更广的层面来看，还应在国际上形成一个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但是这种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立，要建立在不进口有毒有害物质的基础上。如建立国际再生资源监管区来保证这些原料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利用。

（作者系联合国环境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