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焚烧破解“垃圾围城”

伴随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活垃圾总量不断攀升，2012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1.71亿吨。与此同时，在全国657个设市城市中仍有138个城市尚无垃圾处理设施，而已有城市的现有设施超负荷运行状况普遍存在，一些城市的垃圾填埋场更是到了接近饱和的状态。然而，由于公众参与机制不够完善、现有设施运行水平不高以及不可避免的“邻避效应”，一些地方出现了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受阻的现象。具有资源化、减量化优势的焚烧处理方式在国外已发展了100多年，在日本、德国等国家更是成了垃圾处理的“重头戏”。业内专业人士认为，垃圾焚烧处理技术成熟，是当前解决垃圾处理问题的理性选择——

尽管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1/3以上城市遭遇“垃圾围城”，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但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垃圾处理只是从自家厨房垃圾桶到楼下小区垃圾箱的距离，只要每天有人来收集垃圾，“垃圾围城”就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然而，“垃圾围城”问题的现实严重性，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现状：垃圾遭遇无处可埋困境

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是杭州惟一的大型垃圾填埋场所。1991年投入使用时标高为30米，20多年过后，占地1840亩的填埋场如今标高已达102米，而165米就是上限，预计使用寿命已不足6年。

位于北京东郊三区交界处的北神树垃圾填埋场，1997年投入使用，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980吨，设计使用寿命13年。然而直到今天，每天还有超过千吨来自中心城区的垃圾运到这里，实施填埋作业。“超期使用3年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北神树垃圾填埋场第四任场长、北京环卫集团运营有限公司填埋事业部部长陈鹏说。由于新建垃圾处理设施的进度不如预期，导致这座原本计划在北京奥运会后就正式封土停用的垃圾填埋场不得不超期服役，为此甚至不得不把原先的绿化带挖掉作为新的垃圾堆放地。

同样的问题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北京，日产垃圾1.8万吨；上海，日产垃圾1.9万吨；广州，日产垃圾1.8万吨……如此庞大的数量，足以让任何垃圾填埋场很快就成为垃圾山。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危伟汉说，如果还走填埋的老路，到2016年广州所有垃圾填埋场都将饱和，“3年以后，垃圾将无处可埋。”

作为目前国内最为传统也最为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填埋，即将遭遇无处可埋的困境。然而，更隐性也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过去对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认识不到位，许多只是经过简单无害化处理的垃圾填埋场，不仅成为让周边居民不敢开窗的臭气来源，更成为次生污染的发源地。

在南方某市一座垃圾填埋场，尽管有简单的垃圾渗滤液处理装置，但只要大雨来临，雨水迅速混合着黑臭的污水冲向下游村庄。周边的村民说，这些年来深受污染所害，曾经的鱼米之乡如今耕地绝收，种出来的香蕉是黑心的，稻米的米粒是黄色的，村民患呼吸道、肠胃疾病的比例明显增加。

困局：设施建设受阻现象时有发生

由于垃圾填埋会造成占地多、污染重、危害大、处置周期长等各种问题，当前国内各大城市纷纷将垃圾处理的重点转向发展垃圾焚烧厂和餐厨垃圾生化处理厂。

在广州，从2013年年底到2014年上半年有五大垃圾焚烧项目密集开工，以实现到2017年原生垃圾“零填埋”目标。在上海，随着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一期和郊区一系列垃圾焚烧厂的运行投产，到“十二五”末垃圾无害化处理将由以填埋为主转变为以焚烧为主。

减量化是垃圾焚烧厂最为立竿见影的效果。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郭团会介绍说，在2008年焚烧厂运营之前，每天这里要填3000吨原生垃圾，而通过垃圾焚烧，这里每天只要填埋100多吨焚烧过的炉渣。

减少垃圾渗滤液的二次污染，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后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各大城市纷纷选择垃圾焚烧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垃圾焚烧厂纷纷上马的同时，由此产生的争论、纠纷甚至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说民众抵制垃圾焚烧厂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二噁英，那么恶臭则是许多民众抵制另一种垃圾处理设施——餐厨垃圾生化处理厂的主要原因。

去年夏天，一则关于“上海垃圾处理厂臭气熏天，江苏群众屡次交涉无果”的消息在网上引发关注。受到抱怨的，正是采用堆肥发酵工艺处理餐厨垃圾的上海市青浦区一座垃圾处理厂。在当地政府的要求和监管下，该厂已采取减量处理的整改措施，目前日处理垃圾由2012年的700吨减少到459吨，同时还落实了600多万元资金进行整改。

一个个为解决百姓后顾之忧而建的垃圾焚烧厂、垃圾生化处理厂，却在各地遭遇尴尬。在建设资金逐渐充实、技术手段日益成熟的今天，人人都离不开、但人人都不想要的“邻避效应”，已经成为破解当前“垃圾围城”困局的最大障碍。

观点：采用焚烧技术是理性选择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有关负责人认为，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垃圾填埋比例偏高，焚烧比例较低。填埋为主，意味着要不断占用土地资源。一些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和特大城市已没有土地可供填埋，采用焚烧技术是当前解决垃圾处理问题的理性选择。

垃圾焚烧处理方式已经在国外发展了100多年，技术成熟。我国从1988年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经过20多年的消化和科技攻关，已经基本掌握国外主流的焚烧技术，主要装备实现了国产化。从目前已经建设运行的设施来看，去年检查的54座炉排炉型焚烧厂全部通过了无害化评定，其中评定为A级以上的占93%，是可以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要占全国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东部地区要达到48%以上。今后，焚烧处理将在我国垃圾处理系统中占重要地位。

针对公众抵制垃圾焚烧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二噁英排放的问题，这位负责人表示，二噁英是可知、可防、可控的，其主要来源不是生活垃圾焚烧，在焚烧炉内充分燃烧是减少生成的根本，同时通过布袋过滤、活性炭吸附等技术措施，可有效减少二噁英的排放。而规范的焚烧设施建设运行，实际上可大大削减二噁英排放。目前已经有了较健全的建设、运行、维护、评价标准，国内外的排放标准都是安全的。

出路：破解困局还需多方协调努力

打破行政壁垒，实施利益补偿。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强调，垃圾焚烧厂选址困难主要面临的是“邻避问题”，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为此，广州目前正在起草《广州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生态补偿办法》，尝试使用生态补偿机制来缓和这方面的冲突。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城市间经济生活联系愈发密切，处理垃圾焚烧不能各自为政，更需打破行政地域限制，探索跨区、跨市的统筹布局。

充分吸纳民意，提高政府公信力。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彭指出，项目上马与否，一开始就要听居民的意见，就要主动释放信息，进一步构建公众参与的渠道，通过听证会、民意调查等方式欢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反馈意见、参与讨论，防止居民与政府对立情绪的放大与蔓延。

制订科学标准，规范焚烧乱象。对于政府与居民围绕垃圾焚烧的诸多争议焦点，在缺乏规范标准的状况下，各地垃圾焚烧处理难免出现乱象。因此，地方政府和居民期盼国家尽快确定垃圾处理的行业准则、安全距离、运营监管等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

树立社会责任，采取理性态度。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危伟汉认为，垃圾处理设施是一个城市必不可少的市政公益设施，其产生的社会效益由全体市民共享，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焚烧厂的选址越来越成为公共事件，其顺利解决更有赖于公民树立社会责任和理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