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建垃圾焚烧厂，但请离我家远一点”

伴随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国城市常住人口从1978年的1.7亿激增至目前的7.3亿，作为配套设施，垃圾焚烧厂、殡仪馆等也在同步建设，但普遍面临困扰全世界的“邻避困境”。

从北京到香港，从广东到浙江，垃圾焚烧厂、殡仪馆等项目无一例外受到周边居民抗议。“欢迎建设，但请离我家远一点”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中国各地正艰难求解“邻避困境”。

杭州市正在公示的2014年重点规划工程项目—城西中泰垃圾焚烧发电厂引发了民众不满。因担心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城西大批居民通过公开信、QQ、微博、微信等方式互相联系，联名进行抵制。

广东化州市丽岗镇及附近部分群众本月两次聚集，反对在该镇建设殡仪馆。为了安抚群众情绪，化州市政府通过当地网站、电视台等发布公告，决定停止该项目建设。

家住杭州城西的居民周宇说：“我们不否认建设垃圾焚烧厂的必要性，但政府应该正视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粉尘、废气、污水及其他有害物质对居民的影响。”

社会问题观察员俞柏鸿认为，垃圾焚烧厂建在居民区附近，即便没有产生诸如视觉和嗅觉上的直观影响，仍会导致市民产生心理阴影，并直接导致房产、物价、居住环境的贬值。

专家表示，政府部门规划经济项目或公共设施，产生效益为全体社会所共享，但负面效果却由附近居民承担，当然会受到周边居民的反对。而随着城镇化发展与居民权利意识兴起，邻避冲突发生的概率必定大大增加。

“对于邻避冲突，回避与掩盖不是解决办法。”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说，首先，要确立政府的中立角色，如果邻避冲突发生在开发商和市民之间，政府应成为裁判；如果是政府本身就作为冲突一方，政府应该成为平等对话者参与到谈判中。其次，补偿和缓解是解决邻避冲突的重要工具。

广州市两年前实施了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生态补偿暂行办法，以污染者付费、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所在区为受偿区，生活垃圾输出区为补偿区为原则，建立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生态补偿机制，力求平衡垃圾产生区与处理区之间的利益关系。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应对“邻避困境”有一套既定程序。据香港离岛区区议员周浩鼎介绍，在香港，特区政府兴建任何厌恶性的设施，都能做到公开透明。无论最终能否兴建，都经过充分的社会讨论，依足程序。这套程序包括选址、环境评估、地区咨询、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等，在整个过程中公众都被告知，他们的意见都能充分得到表达。

周浩鼎说，在一切程序顺利的情况下，政府会将项目提交立法会申请拨款。如果项目拿不到舆论主导权，很难获得通过。去年特区政府就曾因得不到地区人士支持，导致部分立法会议员在审议扩建垃圾堆填区方案上有所保留，最终无法获得足够支持票而一度搁置。

对于“邻避困境”，台湾也走过曲折的路。台湾现有20余座大型现代化垃圾焚化厂。其早年兴建时，也遭到选址周边居民反对。为了得到理解和支持，当局推出了敦亲睦邻政策，制定了严格环保标准、政策宣导、建立回馈机制等措施。现在人们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抗拒。

台北市木栅垃圾焚化厂厂长蔡崇助说，台北的内湖、北投、木栅等三座垃圾焚化厂在厂区或周边建有网球场、温水游泳池、健身房和图书室等设施，免费或低价供周边居民使用。

台北市环保局局长吴盛忠还介绍说，在台北，焚化厂每烧1吨垃圾就要拿出200元新台币，作为给居民的回馈金，用于支持当地建设和民众福利。

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认为，伴随社会发展，人们权利意识增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社会的要求更加强烈和成熟。只要做到决策更加透明，让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讨论和评估，取得最大公约数，充分照顾各方的利益需求，“邻避困境”这一世界性难题有望得到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