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处理难题不能甩给专家

某地规划建设一垃圾焚烧厂，当地居民闻风而动，群起攻之，打横幅，喊口号，静坐游行加请愿，就是不让焚烧厂建在“我家门口”。

舆论沸沸扬扬，各种声音不绝于耳，专家官员齐忙活，科普宣传讲不停。

居民仍然不相信、不理会、不支持，反正别建在“我家门口”。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垃圾焚烧厂推进停滞，垃圾哪里去处理？

近几年，我国多个地方时不时地会上演上述情境，公众、媒体、专家、官员都挺忙活，但问题最终并未得以解决，垃圾围城日益严峻。究竟困局的根源在哪？能否解决？很多关心我国垃圾处理难题的媒体与公众迫切希望得到答案。

“反建”与“反烧”是两码事儿

“‘反建’与‘反烧’是两码事儿，‘反烧’是技术问题，‘反建’是社会问题。”13日，几位经常“忙活”的专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聂永丰、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院郑明辉在京出席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媒体见面会时表示。

随着垃圾焚烧技术的进步与公众环境知识的普及，单纯反对垃圾焚烧已成为过去式。垃圾焚烧是垃圾处理的一种有效处理方式，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居民中，真正害怕垃圾焚烧、害怕二噁英的只占很小一部分。”聂永丰称。

民众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抗议，大多是抗议建在“我家门口”，这也是“邻避效应”的实质。“任何人都不想在自己家对面看到垃圾焚烧厂。建设焚烧厂，受益的是大众，影响的是小众，这就演变成利益博弈的问题了。”刘阳生坦言。

专家替政府“背了黑锅”？

而关于利益博弈、规划选址的问题，三位专家均表示，这属于地方政府的管理范畴。聂永丰称，“这个问题不是从事焚烧与环境事业的人能解决的，而需要政府进行统筹兼顾，从规划、建设、补偿等各方面寻求解决路径。

见面会的主持人，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笑称三位专家是“垃圾三人行”，在出现垃圾焚烧邻避事件时，经常被推出去进行垃圾焚烧的科普与讲解。

骆建华表示，垃圾处理难题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规划选址、建设推进、垃圾收集、垃圾收费等问题，考验的是地方政府的管理智慧。“如今，将民众的质疑单纯归咎于垃圾焚烧，将解决问题的办法直接推给专家，是不合适的。”

聂永丰最后表示，希望政府做好顶层设计、规划管理，并建立法规标准为管理服务；希望企业在此基础上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而非通过技术去牟取暴利；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将把我国垃圾处理问题逐步解决。